江华岛墩台(遗址) 在韩国国内最早对朝鲜时代国防遗址江华岛墩台进行发掘调查

国家遗产厅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对位于仁川广域市江华郡两寺面北省里山47番地的“谯楼墩台”实施了发掘调查。对谯楼墩台的调查是在作为对金浦地区军事保护区域地表调查的一环所实施的现况调查过程中，对江华岛一带残存墩台的筑造规模等保修﹑ 复原所需的基本资料不足而于11月17日起至12月24日（36天）所实施的调查。此次调查是对位于江华岛的墩台所做的最早调查，过去对墩台所实施的调查研究有只针对地面上的现况进行的缺点，此次调查对这一缺点进行了补充，获得了关于墩台筑造的重要资料。

谯楼墩台采用花岗石建在海拔45米的低丘陵上，平面堆成鸡蛋形，南北长35米，东西为27米，大小像经过缩小的用石头建的山城。墩台的北侧和西北﹑东北方向沿着墩壁有炮座，南侧设有供出入的 门。墩台外面的壁面是在一块基坛石上砌进6～8块约15厘米的方形花岗石，墩台上面堆上3块切割好的石头，用混和的土和生石灰进行收尾。壁石的筑造是按照下端的纹络堆砌石头，表现出精巧性。

调查结果显示，南侧墙壁和北侧墙壁是在地面30～40厘米以下的风化夹心岩层上安好地基石然后砌上壁石，地基部分（风化夹心岩层）倾斜度大的东侧墙壁和西侧墙壁则是用石头和土对低地形进行铺垫后再砌上壁石。为支撑外部墙面，内部从底部开始用经过切割的头部大小的石头对照壁石向上堆砌得越来越窄，墙面在5﹒6块高度上用两块切割的石头围起来即完成。墙面和加固用石头抹缝的方式东西墙壁显示出差异，东墙壁在夹心岩层上用赤褐色沙土﹑混合了很多碳的黑褐色沙土﹑淤泥层﹑粘土层等交替堆砌抹缝，西墙壁采用的 手法是在加固用石头上铺上一层沙子，然后在上面用粘土和粗沙土交替压实。是一种可理解韩国古代城郭的发展过程和传统技术的重要资料。

另外，与外部上端用切割好的石头堆收尾不同，内部是堆好2～3块砖石，用灰色石灰抹在缝隙之间来完成。墩台外部地基低，在用土垫好的部分上铺上很宽的一层拳头大小的山石防止被雨水等冲走。与壁石相比，砌地基石和内部抹缝方法等令人联想到朝鲜时代石城的筑造方式，可以说墩台的筑造是建立在传统石筑城郭建筑技术基础上的一个证据。除此以外，门西侧的墙壁上还发现了刻有筑造日期(康熙五十九年四月日:1720年)和官职名称等的铭文。

对谯楼墩台发掘调查的结果不仅为江华岛墩台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而且现在江华郡正在促进对墩台的维修﹑复原，它成为确保所需实际资料的契机。今后，它还将为韩国城郭建筑开展过程和技术传统理解提供一份很好的资料。

江华岛上分布着2座王陵﹑2座王妃陵﹑陵内里石室坟﹑许有全庙等很多高丽时代古坟。
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其中重要古墓为主要对象，在2001年发掘出硕陵，2004年嘉陵﹑坤陵，2006年陵内里石室坟等共4座古墓。

这些古墓相当部分具有共同特征，为部分掌握江都时代王陵级古墓的整体形态提供了契机。共同特征是全部为横口式石室坟，在与横口部分相连的东西墙壁末端安放有门柱石，东西墙壁之间的地面安有门槛石，利用3块板石作为顶端，在石室旁石的最上端和最下端有方形孔，据推断此为安装木门固定门框所用。此外，石室内部地面中央安有长方形棺台，顶部（盖石）上部围有8角或12角的护石，石室入口用一块板石堵住这些也是共同之处。

像陵内里石室坟的情况，环绕护石堆起来的土和外面围绕的栏杆石﹑栏杆地基石﹑2座石兽和作为从整体上对这些起保护作用的建筑物——曲墙已获确认，分布形态也完美无缺地保留了筑造当时的原貌，可复原栏杆石和相关建筑的筑造方法与坟墓整体形态。

坤陵和陵内里石室坟建筑遗址从石室正面得到确认。坤陵经确认的建筑遗址正面为三间，沿着此建筑中央御间有一个接一个突出部分，据推定为“丁字阁”。

陵内里石室坟中心石正面、侧面各剩一间，建筑遗址南侧筑台露出，筑台中央设有通道。硕陵﹑嘉陵﹑坤陵﹑陵内里石室坟均遭遇过几次盗墓，金属﹑玉饰﹑青瓷类﹑瓦类等各种文物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发掘出土。出土的重要文物有陵内里石室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被确认的辟邪物(陶壶),嘉陵石室内部出土的100余个中国唐宋时期的铜钱和玉饰等，坤陵和硕陵出土了三足香炉和逆镶嵌着简洁花纹的瓶盖等大量最高级青瓷。此外，坤陵和陵内里石室坟建筑遗址内整理出鬼目纹瓦片和以脊瓦为代表的各种瓦类。

遗址全景（硕陵•嘉陵•坤陵•陵内理石室墓）

石室内部（硕陵•嘉陵•坤陵•陵内理石室墓）

方形厅（硕陵•嘉陵•坤陵）

石室上部构造物（硕陵•嘉陵•坤陵•陵内理石室墓）

石室入口封闭型（硕陵•嘉陵•陵内理石室墓）

石室前面建筑址

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07年开始促进与北朝鲜的文化保存管理局和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一起对开城高丽宫城进行南北共同发掘调查。南方和北方从2007年5月至11月间，历时120天，对作为宫城遗址中心的会庆殿西部三万平方米地区实施了试发掘以及对一部分地区进行了发掘。在第二年即2008年10月至12月进行了历时50天的发掘调查。

调查结果是根据选址和性质中心轴各不相同建成的大部分建筑遗址都显露出来，会庆殿西部地区建筑分布形态也可确认，迄今为止尚未确认的“亞”字形建筑遗址结构上的特征也可被确认。据推断，位于调查区域西北部的正面5间，侧面3间的17号建筑遗址是《高丽史》中记录的供奉太祖和历代王头像的景灵殿。

出土文物中长65厘米的圆柱形青瓷是迄今为止尚未查明用途的非常有特点的文物，今后对此展开的各种研究令人充满期待。此外还出土了约100余片在脊瓦、滴水瓦背面花纹上盖章的印章瓦，为研究高丽时代的瓦提供了新的资料。

通过将于今后进行的年度发掘调查，我们期待获得能对高丽宫城和高丽时代都城制研究指明新方向的各种资料。

景福宫创建于太祖4年（1395年），在日帝强占时期，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遭到变形与破坏。因此，为了使之恢复朝鲜时代正宫的地位，韩国文化遗产厅正推行“景福宫复原整修工程”。按照景福宫复原计划，于2004年~2005年，发掘了景福宫烧厨房址、兴福殿址、咸和堂•缉敬堂行阁址，在2006年~2010年，发掘了光化门址及月台、宫墙址、用成门址、协生门址等光化门圈域，并有计划在2011年后对兴福殿址实施二次发掘。

2004年实现了对烧厨房遗址与福会堂遗址的调查。又被称作御膳房的烧厨房是宫殿内筹备饮食的空间，调查结果发掘出内烧厨房﹑外烧厨房﹑福会堂三处建筑遗址。内烧厨房是为王准备御膳的场所，外烧厨房准备宴会用饮食，而福会堂则是制作宫中饮料和茶点等点心的地方。此外还发现了在建筑物建造以前就精心铺设好的排水设施和当时所使用的水井等。

2005年对兴福殿遗址和咸和堂、集庆堂行阁遗址实施了调查。兴福殿遗址和咸和堂、集庆堂主要是接见外国使臣或举行内阁会议的场所，调查结果是发掘出兴福殿遗址和九座附属行阁遗址以及七座咸和堂、集庆堂行阁遗址，此外还发掘出五座高宗年间以前的建筑遗址。除此以外，又发掘出13座地暖设施﹑五个合叶门﹑12个排水设施﹑三个排烟设施与两座墙壁遗址

2006年对兴福殿遗址和咸和堂、集庆堂行阁遗址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对光化门一带一部分地区实施了调查。兴福殿遗址又发掘出推定为高丽时代沟结构的遗址，在咸和堂、集庆堂行阁遗址上又发现了两座墙壁遗址﹑集庆堂南行阁遗址﹑上一时代的建筑遗址等。光化门一带对现光化门东侧宫墙北边的一部分地区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和积心石群﹑一处地暖设施。

2007年对光化门一带进行了调查。首先宫墙遗址和御沟（拱形门）地区是现在的东十字阁附近地区，它是景福宫南侧东西宫墙遗址和使宫内水流出去的御沟相会之处。这里发现了东西宫墙遗址和一座水门性质的虹门（拱形桥）﹑一座桥。然后在光化门遗址与月台地区的发掘调查中发现了朝鲜后期高宗年间光化门遗址和月台﹑宫墙遗址，在其下层又发现了朝鲜前期太祖年间的光化门遗址和月台﹑宫墙遗址。除此以外，还发现了两处朝鲜时代建筑遗址﹑日帝时代的电车车轨﹑电线杆﹑建筑遗址等。

2008年又对光化门地区内从兴礼门东西回廊至宫墙遗址连接南北的墙壁遗址和中间的门遗址以及自光化门陆筑东侧延至东十字阁的东侧宫墙遗址地区进行了发掘调查。发掘调查结果发现了位于地表以下40厘米处的高宗时代的墙壁遗址和用城门遗址以及协生门遗址，在其下方各发现了一座以前朝代的建筑物遗址，宫墙遗址状态保持良好。
通过此次发掘调查，可确认光化门一带用城门﹑协生门，光化门东侧宫墙的准确位置和规模，尤其是宫墙，其地基部分状态完好无损，可以大体看出朝鲜时代宫墙雄伟的风貌。此外，壬辰倭乱以前朝代的建筑遗址也被发现，朝鲜前后期宫殿建筑空间结构变化（廊——墙）得到确认，我们期待它成为能推测出迄今未发现的朝鲜前期景福宫风貌的珍贵资料。

2009年，在光化门圈域内发掘了西侧宫墙址以及营军直所•哨官处所址。在“对光化门西侧宫墙址的发掘调查”中，通过该地区内御沟的位置，再次确认了《北阙图形》记录比方案图面更加正确。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其间只通过朝鲜古迹图谱推测的西十子阁的位置，它略偏于“西十子阁标石”的北侧。调查中还观察了有多种图片资料的御沟形态和规模，据此推测了从宫墙内流向外部的御沟的变化。由于交乱，在“营军直所•哨官处所址发掘调查”中，无法发现景福宫复原所需的考证资料，但是，通过发掘多次发现了没有文献记录的遗构，再次确认了景福宫内有很多古代遗构，这是巨大成果。由此，对景福宫实施发掘调查的必要性再次得到了认可。

于2010年，对西守门将厅地区、御道、光化门等西宫墙南侧地区以及东守门将厅、军事房、用成门•协生门北侧墙址、御道北侧实施了发掘调查。在西守门将厅地区和光化门东西宫墙南侧地区分别发现了朝鲜后期建筑址3处以及日帝强占时期电车线路。而由于交乱的影响，在东守门将厅、军事房、用成门•协生门北侧墙址、北侧御道，没发现任何遗构。由于交乱的影响，在发掘地区无法确认建筑址，但发现了电车线路及枕木资料，据此，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从日帝强占时期至近现代的电车线路历史及筑造方式。尤其是，在光化门西侧的宫墙南侧地区，发现了枕木上面的线路，确认电车线路原形，具有近代文物的价值。

在韩国最北端发现了韩半岛最古新石器人的踪影

江原道高城文岩里的史前遗址，位于距离东海岸往内陆400米的丘陵地带南侧沙丘地带。从1998年至今，实施了4次发掘调查。在第1、2次（1998年、2002年）发掘调查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屋址、埋葬遗构、露天炉址等新石器时代陶器与石制品等1,000余件遗物。其研究成果和重要性得到认可，高城文岩里被指定为史迹。现在，为了实施历史教育，在史前遗址一带继续实施发掘调查。2010年的发掘调查中发现了屋址1处、露天炉址2处以及西海岸式沈文系陶器。

从发掘出的遗址结构和出土的文物来看，与韩国国内最有名的襄阳鳌山里遗址(B.C.6000∼3000)年代相仿，据推测最下面一层所发现的遗址结构年代更久远，它对发现包括韩半岛东北地区和中国东北三省地区﹑俄罗斯阿穆尔河沿岸在内的东亚新石器文化和韩半岛史前人类的来源与移动路径﹑当时的文化体系和传播程度等来说极其重要。

荣山江流域“公寓型古墓”的实际面貌

罗州伏岩里3号古墓为平地性古墓，位于荣山江中流的多侍面伏岩里平原。原来有7座古墓分布于此，因此，此处一直被称为“七造山”，而现在只留有4座。4座古墓的坟丘形态有圆形、梯形和方台形不同，其中，3号古墓为方台形。

从1996年到1998年，分3个阶段实施发掘调查发现，在荣山江流域初期横穴式石室墓中埋有此地区土著的墓祭——甕棺。该遗址形象地说明，荣山江流域土著群体被编入百济的过程。

在另一个巨大的墓丘中发现了甕棺墓﹑木棺墓﹑竖穴式石廓墓﹑横穴式石室墓﹑横口式石廓墓﹑石廓甕棺墓等荣山江流域能出现的几乎所有墓祭共41座，为观察从3世纪到7世纪的墓祭变迁史提供了资料。另外随着2～3座扩大调整的在现在的方台形墓丘建造之前所先行筑造的梯形墓丘的发现，对研究此地区古墓筑造特点和5世纪后叶此地区的集团如何适应与百济等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除了这些关于墓制的内容以外，还出土了金铜鞋﹑银制冠饰﹑装饰用大刀等华丽的文物，为研究当时连接百济——荣山江流域——日本的交流关系和易学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与荣山江流域有关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

荣山江流域中心势力的巨大古墓

罗州新村里9号古坟为荣山江流域最典型的瓮棺古墓，位于全罗南道罗州市潘南面一带。潘南面新村里、德山里、大安里一带有30座古墓群。其中，在中心位置的新村里9号古墓是唯一的方台形，其他均为圆形和梯形。在80年前（1917~1918年），日本人对新村里9号古墓实施了调查，发现了11座瓮棺、金铜官帽（国宝）、金铜鞋和环头大刀等遗物，受到了很大关住。但是，因所处的时代情况，对历史意义的解释被歪曲，调查结果也未正常报告，为以后的研究制造了障碍。

到1999年，相关当局再次实施了发掘调查，为研究荣山江流域的古代社会起到很大作用，可以说，具有很大考古学意义。尤其是墓丘的顶部和中间部分发现了高度不同的圆柱形陶器排排呈列，光州明花洞、月桂洞长鼓墓等荣山江流域各处都出土了圆柱形陶器，发现在墓丘中间呈列排列第一次为研究这一陶器的墓葬位置和功能提供了线索。

圆柱形陶器与日本古坟时代的圆柱土俑相似，与葬制有关，也成为韩日间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线索，可以了解到它将和日本列岛“土俑”的基本形态﹑制作技法﹑正面手法等不同之处先放在一边，只借用关于土俑的创意，在当地制造而成。

周沟环绕在墓丘四周，各边挖有2～4处水沟状的沟。据推测，它作为墓丘高大化﹑采土处的功能最为重要，从甕棺上下中层、墓丘土层﹑圆柱形陶器的摆放状态可知道，墓丘经过了一次以上的垂直扩建，这为研究该地区甕棺古墓的建筑特征提供了宝贵资料。

因此，此次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实施的“罗州新村里9号古墓”发掘调查，打破80多年前的时代限制，查明了坟丘筑造方法﹑埋藏设施结构﹑圆柱形陶器的制造等。此外，寻找正式引进的荣山江流域式圆柱形陶器和百济文物等在潘南古墓群阶段荣山江流域政治集团于猛烈的时代大潮中积极应对的痕迹，这一点上具有重要进展。

调查地区位于首尔市松坡区芳荑洞88-2•3号一带，面积110200平方米（约33400坪），原为奥林匹克公园美术馆和露天雕刻公园，后来国民体育振兴公团计划在这里建新美术馆和地下停车场并对雕刻公园进行修整。

但是，这一地区与百济时期的重要土城、史迹梦村土城南端相接，地表调查发现，对这一地区有必要进行尝试性发掘调查。根据文化遗产产委员会第3•6分课合作会议结果，需要查明这一地区是否存在极有可能建在梦村土城外郭一带的护城河等与城墙有关的设施、居住区遗址、坟墓等，因此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施工前的发掘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在美术馆和地下停车场工地靠近东部丘陵地段存在部分百济时期文物层以及沟渠等遗迹，但文物层较薄，文物出土量不多。因此初步推测，这一地区不存在百济时期集体居住设施。反倒是西部的地势较低地段发现厚度超过三米的泥滩层，而且没有掺杂任何文物。据此可以推测，该地段很可能在梦村土城兴建之前就存在长时间形成的天然腹地湿地。

另外，计划进行修整的露天雕刻公园在地形上可分为西部草原地带和东部丘陵地带两部分，在对这两部分地区分别进行探沟试发掘过程中发现存在奥林匹克公园土城兴建时的土层面貌，由此可推测兴建时的地形，还在部分地区发现百济时期的文物层、居住区等遗迹。

据透露，除北侧梦村土城一带之外的其他地区均为较低丘陵围绕下的广阔草原，自东向西倾斜，因此在修建奥林匹克公园时填了2～3米厚的土层，才出现目前这种面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靠近东部丘陵地带的斜坡发现一块百济时期方形居住区和水穴遗址，在丘陵地带内侧的地势较低地带发现一片广阔的呈倾斜、东宽西窄面貌的泥滩层。从泥滩层的规模和形态来看，该地段不太可能是围绕在梦村山城南端的护城河，而是百济时期用来存储耕种用水的蓄水池。这一推测得到梦村土城城墙附近探沟调查结果的支持，那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曾用作护城河。

东侧丘陵地带分布特点为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稍长，此前普遍认为该地段在百济时期地形与今天相差不多，但试发掘结果表明：南-北丘陵大体上与现在相似，仅对原地形进行了修整；东-西丘陵最东端却通过人为堆土建起公园。因此，可以说该地段在修建公园时已经有相当部分遭到破坏，百济时期的文化层由此大部分消失。但在位于南-北丘陵南端的溪谷地带发现部分百济时期文物层，并大量出土了小型短颈壶等文物。因此，虽然可以推测这里存在百济时期的居住设施，但这些设施大部分已经面目全非。

总之，在奥林匹克美术馆和雕刻公园建筑工地没有发现与梦村土城紧密相关的护城河、位于土城外郭的集体居住设施或坟墓等遗迹，丘陵外围的地势较低地带在很长时间内可能是天然腹地湿地或用于存储耕种用水的蓄水池。

崇礼门发掘调查活动计划从2008年进行到2010年，共历时三年，目的在于查明2008年毁于火魔的崇礼门原貌。该活动不但要恢复崇礼门原貌，而且计划重现连接在崇礼门左右两侧的城墙和周边地形在朝鲜时期的原貌。为获得复原活动所需基础考证资料而进行了发掘调查。具体调查日程如下。2008年对崇礼门内外约十米的范围进行调查，2009年对崇礼门左侧城墙、周边地形及台基周边地区进行调查，2010年对其他地区进行调查。目前，作为2008年调查任务的崇礼门内外约十米地区已经完成调查。调查发现朝鲜后期穿过崇礼门的街道、建筑物、左右两侧城墙遗址。

调查中发现了穿过崇礼门的朝鲜后期道路、建筑址和崇礼门左右侧城墙基础等。

其中，街道修建技术非常高超，先逐层堆积6～8层褐色沙土后夯实，然后在上面盖上形状不规则的面积较大的薄石（平均长宽高为110×100×10厘米）。

建筑物遗址则既有朝鲜前期（16世纪前后）的，又有朝鲜后期到大韩帝国（19～20世纪初）的，几乎横跨整个朝鲜时期。此外，还发现排水设施和地暖设施。崇礼门左右城墙目前的形态是在日本强占期改动的，上端被劈下一部分，成为斜面。本次调查发现下端墙根部分留存（7zx ?）。目前露在地面以上的小面积方形石块（30～40×20厘米）下方垫有3～4块长台石，下面由人工切割而成的石板和黄色沙土逐层堆成约210～240厘米厚的地基。

出土文物种类较多，包括朝鲜时期瓦片、砖块、陶瓷制品（白瓷香炉、研滴、痰盂等）、金属制品（常平通宝、勺等）、砚台等。

峨嵯山四堡垒分布在从京畿道九里市峨川洞到首尔市广津区中谷洞山1号一带，位于呈南北方向延伸的峨嵯山山脊的最北峰（海拔284米）。首尔大学博物馆曾于1997～1998年对峨嵯山四堡垒进行过内部调查，发现建筑物遗址7处、蓄水设施遗址2处、地暖设施遗址13处以及简易铁匠铺遗址，并出土大量高句丽时期的陶器和铁器。

后来，作为九里市修整史迹工作的一环，为完善早前调查时出现的问题并查明城墙有无，九里市委托我所进行补充发掘。因此，2006年5月至10月，我所进行了调查。经调查，发现一般垛口4个、双重结构垛口1个、排水管道1处、地暖设施5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遗址南侧发现双重结构垛口。据推测，该垛口可能用作出入口和瞭望塔，将成为今后高句丽城墙研究的重要资料，因此备受关注。

2005年至2006年，对洛山寺圆通宝殿2006年进行了第二轮调查，加强了对圆通宝殿周边地区的调查，查明僧院结构、规模等情况。

洛山寺僧院为阶梯式结构，共三层。第一层（最高层）建有圆通宝殿（法堂）；第二层以中庭为中心左右各建有两座建筑，南侧还有一座东西向建筑；第三层（最底层）建有起出入口作用的建筑一座。

出土文物有从统一新罗时期到高丽、朝鲜时期的瓦当、瓦片、陶器残片等。尽管如此，却未发现与各时期文物有关的建筑。因此，无法掌握从寺庙初建到高丽、朝鲜后期以前时期的僧院结构。由此可判断：圆通宝殿周边建筑在朝鲜后期以后经历过火灾和重建，基台部分继续使用，1950年彻底毁于韩国战争。此次调查所掌握的僧院结构和金弘道1778年奉王命去金刚山、关东八景等处游历写生后所绘若干幅画中的一幅《洛山寺图》非常相似。洛山寺僧院结构通过18世纪郑鄯、金弘道等画家所作多幅作品得以明确。

通过洛山寺第二轮发掘调查所推测的建筑遗址原貌与18世纪绘画资料中出现的面貌几乎一致，明确这一点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应绘画资料被认为是恢复洛山寺原貌的重要资料。

反映海王张保皋海上活动的将岛青海镇遗迹的发掘调查

国家遗产厅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对位于全罗南道莞岛郡莞岛邑长佐里的史迹“将岛青海镇遗迹”进行了发掘调查（该史迹涉及“海王张保皋”的海上活动），并把调查结果予以公布。

为查明将岛青海镇遗迹的性质，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已经从1991年开始陆续对其进行过八次发掘调查。截止到第六次发掘，明确发现由板筑土城（用泥土层层垒砌的城郭）构建的一段长890米的城墙及内部建筑、栽柱入地式建筑、埋葬建筑等遗迹。此外，还发现一段长达331米的海岸原木带，共出土超过三万余件文物，由此证明将岛是青海镇主要根据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去年进行的第七次调查中，发掘出与张保皋海上活动有关的海岸出入设施兼靠岸设施——“ㄷ”形石筑建筑、水井等重要遗迹，从而获得可确切证明青海镇大本营就在将岛的决定性资料。

今年进行的第八次调查完成了对海岛入口暴露在海岸地带的“ㄷ”形石筑建筑及其他相关遗迹结构的最后阶段的调查，并最新发现在石筑建筑前方的海底，除已经查明的原木带以外，还存在一段木栅栏。此外，还发现城墙上设有排水孔，并查明青海镇板筑土城城墙内外两侧均铺有双层基石。

“ㄷ”形石筑建筑为海岸设施，规模为21×22米，建筑方法为内外两侧铺有基石或堆好石心后用木板夯实之间的缝隙。这种设施不但在韩国独一无二，在中国和日本也没有先例。

水井高六米，底层用整根原木铺成“井”字形，然后上面堆砌石材。上下两端窄（直径150厘米左右），中部稍宽（直径180厘米左右）。

水井底层已探明铺有一层50厘米厚的碎石，其用途为净化井水。在井底出土了大量四面扁瓶、褶纹瓶等陶器和口衔片、铁锛、金环等金属制品，还有很多渔网锤、纺锤车、磨刀石等文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土的扁瓶仅口缘部稍有破损，四件扁瓶平行铺放。因此，推测这些扁瓶是在修建水井时有意埋藏在地下的。同时，这一点还证明水井和青海镇古城的修建和使用时间是相同的。这座深六米的水井可能不但是青海镇居民的饮用水源，还是张保皋船队的主要饮用水源。

在将岛西部的地势较低地带，城墙之间设有暗渠式排水沟。排水沟左右两侧用石块堵住，底层铺有石板，石板之间的缝隙用杂石赛平，口部呈漏斗状，聚水更加容易。应该说，这种结构是反映板筑土城排水方法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如上所述，在将岛青海镇遗迹出土的众多文物以及所发现的遗迹将成为研究张保皋海上活动根据地——青海镇的基础资料。特别是绝对年代为九世纪上半叶的大量文物将有望起到统一新罗时期“标志性文物”的作用。

包括白翎岛、延坪岛在内的中部西海岛屿一带，是把握南北韩新石器时代西海岸一带捕捞与海上活动的重要地区，因此历来人们主张有必要实施发掘调查。
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将首尔大学于1982年刊发的“白翎、延坪岛栉纹陶器遗迹”报告和2001年实施的“军事保护区域内文化遗迹的地表调查”结果做了比较。其结果显示，由于人为和环境原因，原来有16处的贝冢减至9处，而且，9处的贝冢也逐渐遭到破坏。

为了制定遗迹保存对策，正确把握现状，对延坪岛的贝冢中很会遭到破坏或消失的遗迹实施了发掘调查，于2000～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相继完成了“小延坪岛贝冢”、“大延坪岛毛伊岛贝冢”和“大延坪岛喜鹊山贝冢Ⅰ”的发掘调查。

在小延坪岛贝冢发现了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贝壳层，包括贝壳层在内，贝冢共七层，其中有两层为新石器时 代的贝壳层。贝壳层在腐蚀土下形成，在贝壳层形成前的丘陵发现有暗褐色粘土层和暗黄色沙土层，它们可能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遗迹。两个土层的形成和纯贝层的形成在时间上几乎不存在先后差别。
该地区出土文物包括深钵形陶器、壶形陶器、碗等，其中深钵形陶器占大多数。越往上，壶形陶器越多。陶器纹样有横走鱼骨纹、短斜线纹、斜线带纹、纵走鱼骨纹、格子纹、菱纹、点纹等。纹样越往上越丰富，并出现无纹现象。与第一贝冢不同，第二贝冢出现新类型和新纹样，使用时间有可能长于前者。第一贝冢陶器出土量相对不大，但贝壳层厚度大于第二贝冢，不排除两贝冢用途不同的可能。

在遗址内出土了与中西内陆地区和南海岸地区有关的陶器，为查明两个地区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在此处还出土了300余件渔网锤和用于储存鱼骨的大型陶器。另外，对贝壳层的贝壳实施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显示，第一贝冢绝对年代在B.C.2860到B.C.2280之间，第二贝冢绝对年代在B.C.2860到B.C.2400之间（可信度95%）。两个贝冢绝对年代可推算为新石器中期末到后期初。

大延坪岛毛伊岛贝冢的贝壳层直径约15米，最大厚度为6米。从贝壳层的断面层看，这是按照新老时代顺序堆积而成的。

遗构有新石器时代居住区2处、露天炉址8处。其中，居住区结构为：挖空已堆积的贝壳，然后在四周垒起石壁，内部设置了平整的露天炉。 在所出土文物中，出土于中部西海岸的栉纹（沉线纹的一种）陶器占大多数，押捺菱纹、波状纹陶器（共三件）与黄海道地区有关。与所调查地区贝冢不同的是，石器出土量大。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测所调查贝冢的性质不同于其他贝冢，因此值得关注。另外，这里还出土了贝冢遗迹内极为少见的石墙，还出土了一个个体鹿角，可见新石器时代人类并不光专心捕鱼，同时还进行狩猎活动。

对大延坪岛喜鹊山贝冢Ⅰ50余坪地区进行发掘调查后发现存在四个文物包含层，还发现一处居住区和五处露天炉。土层由上部丘陵地带流下的褐色粘土形成，这一土层在所有调查地区普遍发现。可以这一土层为界分辨出各层堆积顺序，从而获得可对栉纹陶器的年代进行详细划分的重要资料。

所出土文物与中部西海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迹有很多不同，其中最大不同在于中部西海岸地区大部分为沉线类横走鱼骨纹，而这里则以按捺类短斜线纹、菱纹、波状纹为主。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这里和黄海道地区关系更为密切，是可以和出土于北韩的栉纹陶器纹样进行相互比较的重要资料。再加上区分类陶器和纵走鱼骨纹的存在、胎土掺入滑石粉、石棉等成分等特点，我们判断这一地区在发现于中部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迹中年代最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贝壳层内部除发现露天炉外，还挖掘出动物骨骼、鸟类骨骼等。由此可见，当时维生方式除捕鱼外，狩猎活动也相当旺盛。这里因此成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重要资料。

在迄今为止的发掘调查活动中发现的大量文物为此前由于发掘调查资料贫乏而陷入困境的中部西海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在查明陶器文化变迁情况及复原新石器时代人类维生类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今后将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对在缺乏任何保护状态下遭受自然、人为破坏从而逐渐消失的西海岸地区贝冢进行保护。

锦川桥修建于太宗在位时期（1411年），是王宫内年代最久远的石桥。现存这座锦川桥位于进善门旁，略向北偏。但是，查看朝鲜时期相关古迹、图、谱等文献资料中的图画和描绘后发现，文献资料中的位置有两种：一种是和进善门直角相交，另一种和今天相同，略向北斜。一直有人认为锦川桥是在日本强占期被改置于今天这个位置。

2001年和2002年实施的发掘调查结果显示，锦川桥下边的两个拱形门内部设有排水设施，长10米、宽2.4米。在锦川桥南侧附近的灰色泥滩上，用细沙黏土形成30~40厘米的土层，然后打标示桩，在此上面铺设两三层杂石，奠定了基础。出土遗物有大量的15~16世纪青瓷和白瓷片，还有19世纪白瓷片和倭瓷器。

金坡里遗址位于临津江东侧沿着江流方向形成的丘陵上。

此处古迹自1989年至1992年历经4次调查，出土了拳头斧﹑圆形刀﹑多角圆球﹑石头砍刀﹑石核﹑薄片等共2400件文物。

此处遗址的发现证明第四纪时临津江下游也曾有人类居住过，它成为能综合研究古代人类适应环境的体系和生活方式的珍贵资料。

能证明百济这个巨大帝国本来面貌的土城全貌展现出来

从1997年到2000年，对风纳土城（史迹）实施了发掘调查，查明它为平地土城。由此，于2003年制定了“第1次10年中长期计划，将它包括在史迹公园建立计划中。还有计划，在青少年文化体验村内建立展厅，展示发掘资料。

1999年由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实施的城墙发掘调查，是欲搜集与风纳土城有关的学术以及复原﹑维修的基础资料而进行的，是对城墙展开的最早的¬调查。城墙调查是采用选定A﹑B两处地点，各从城内至城外划定 长50米，宽10米的区域，从东至西完全贯通，将城墙剖开的方法进行的。

调查结果显示，风纳土城采用以中心土垒为中心，在内外歪斜地添加板筑土垒的方法筑造，城内墙和外墙上部堆上石列对土垒进行加固，在城墙内部是混合植物有机体进行堆砌。这是迄今为止得到证实的事例中最早采用的建筑方法，今后将会成为古代土城建筑方法与其推广过程以及与土城建筑有关的汉城百济初期王城和都城研究的划时代资料。

查明百济王都的都城结构

制定针对百济初期都城——风纳土城（史迹）的第一个10年学术调查计划，自2004年到2011年，对风纳洞197番地一带（旧米莱村村址）实施发掘调查，发现了汉城百济（B.C.18~A.D.475）时期建造的道路﹑大型垃圾场﹑建筑址、居住区﹑竖穴遗址等543余处遗址。尤其是道路由砂质土和河卵石铺成，长123米，沿着道路边设有排水设施。

该地区的居住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按时期顺序分别为：平面“凸（吕）”字形居住区；建有出入口的平面六角形中大型居住区；以及平面方形的小型居住区。在“凸（吕）”字形居住区，出土了硬质无纹陶器和乐浪系陶器，而在六角形居住区内没发现三足器﹑高杯﹑托盘等汉城百济后期的器皿。“凸（吕）”字形居住区大部分设有“乚”字形地暖和炉址。六角形居住区灶台烟道长，呈“一”字形，而方形居住区大部分灶台烟道短，呈“八”字形。可推测，不同类型之间存在时期和等级的差异。

在调查范围内的北侧一带，长方形竖穴比居住区还要多。长方形竖穴的土层中出土了推测为木廓的遗物和大瓮，从这点来看，此处当时可能是仓库。它与扶余官北里遗址的木廓仓库相似。据推断，这是向宫内供应饮食的储藏设施，是史密记木廓仓库的起源。

出土文物除了已发现的硬质无文陶器﹑长卵形陶器﹑托盘﹑高杯等各种百济陶器外，还发现了与扶余时代老河深遗址出土的金制耳饰相似的银制耳饰装饰品﹑中国制造的枪炮﹑青瓷阴阳刻莲瓣纹碗﹑中国西晋时代的施釉陶器、受中国北魏影响的莲花纹圆瓦当，经推断这些成为研究当时百济与周边国家交流情况的重要资料。尤其是于2005年~2006年，在大型瓦废弃竖穴内出土了大量的汉城百济时期的瓦，再到2010年~2011年，在建筑址还出土了几千件百济汉城时期的瓦。这为韩半岛初期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以调查范围内的东南侧为例，在风纳土城内部首次发现了地上式建筑址4处，该建筑分为平面长方形地上建筑、“吕”字形地上建筑以及有基坛的平面长方形地上建筑。在平面长方形地上建筑内，发现了填有河卵石和黏土的基础设施。在“吕”字形地上建筑，没发现内部设施，而这是除现有的竖穴居住区外首次发现的堆土式地上建筑。另外，以有基坛的地上建筑为例， 在基坛外面填有泥土的基础设施底部，发现了基石和支柱的痕迹。这是第一次发现的建筑筑造方式。

它很有可能是官厅或宗教设施，为王城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发现百济时代木制井

此地区行政区域上为首尔市松坡区风纳洞410号外的15处地方，位于风纳土城东墙（文化遗产指定地区）往南约15~20米的地方。此处为公寓楼建筑工地，面积约为5,696平方米，由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从2004年7月26日至9月25日实施了试掘调查。

此地区也是靠近风纳土城东墙的外围区域，调查目的是确认是否有护城河和埋藏百济文物的土层。 开挖了三个宽12~14米，长24~45米的调查坑道，挖掘至地表以下约7.4米深处的结果显示，至地表下约2米处为建筑土层，其下不仅没有出土百济陶器，甚至连遗址的痕迹也没有找到。

此外，在位于这一地区东北部的336-1番地一带为公寓楼重建展开的发掘工作自2004年3月25日至5月11日实施，发现了百济时代排水沟﹑竖穴等共五处遗址。排水沟断面呈“U”字型，长11.2米，宽50厘米，最深处达45厘米。入水部位于南侧，入水部和北侧末端底面的高度差为37厘米，在入水部和中间一部分有暗沟设施，上部和内部出土了大瓮碎片和软盖儿。竖穴遗址为长方形或不定形结构，内部出土了各种百济陶器。

由公寓楼构成的丛林的地下沉睡着汉城百济初期的王城

位于首尔市松坡区的风纳土城是一座建在汉江边由水冲积而成的平地上的土城，它的总周长达3.5公里，呈长椭圆形。

1997年土城内部公寓楼建筑工地出土了大量百济陶器，由本研究院紧急实施了发掘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了居住用竖穴遗址19处﹑数十处储藏用和垃圾处理用竖穴﹑散布着陶器的遗址﹑陶窑等和比这些遗址时期早的三重环壕遗址等。

可以说在已知的汉城百济时代遗址中它形态最好，在规模和出土文物方面最优秀。尤其是风纳土城内居民区以平面六角形，在正面部分短壁上有突出的出入设施，采用粘土和板石建成的锅灶设施等为特征，为研究当时居民区构造和变迁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出土文物除了陶器类以外，还出土了瓦类﹑砖类﹑铁器类﹑渔网锤﹑纺锤车﹑陶瓷管等1200余件，被认为是能从多方面研究汉城百济时代文化形态的珍贵资料。

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00年开始促进对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与韩民族有关的遗址的发掘调查。这一调查是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支部考古学民族学研究所共同进行的，发掘出阿穆尔河下游SUCHU岛遗址(2000～2002年)﹑沿海州 Bulochka遗址(2003～2005年)。SUCHU岛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五处居住地和两处石器制造场，出土了包括平底陶器在内的石刃﹑石核等各种石器。所发掘的居住地遗址和文物不仅对研究阿穆尔河下游新石器文化，而且对研究连接中国东北地区﹑韩半岛和日本的东北亚平底陶器文化圈的起源﹑年代﹑变迁过程来说都是划时代的研究资料。

Bulochka遗址是位于距离豆满江不太远的地方的村落遗址，此次调查发现了三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地遗址﹑20处早期铁器时代居住地遗址。尤其是被推断为早期铁器时代Rechka Krounovka文化时期的居住地遗址和文物在戊山虎谷洞﹑会宁五洞﹑罗津草岛等豆满江流域和中国的吉林省﹑黑龙江省一带也出土过。学术界将这一考古文化暂定为“沃沮”或“北沃沮”，正积极地对其展开各种研究。此外，在纯川新梅里﹑江陵桥项里等江原道地区也出土了与Bulochka所出土的陶器相似的陶器群， 成为发现沿海州与韩半岛具有紧密关联的契机。同时，在被推断为早期铁器时代波尔采文化的居住地遗址上出土了各种形式的火炕，令人瞩目。它与韩半岛中部地区出土的火炕在平面形式和结构方面都一致，为研究火炕的体系﹑结构﹑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自2007年起，为寻找对周边国家歪曲历史进行反驳的资料，开始促进对阿穆尔河中游地区靺鞨渤海时期的遗址进行共同发掘。2007年的调查发掘出了特劳伊茨考叶古墓遗址，对18座靺鞨渤海古墓和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小型竖穴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确认了粟末靺鞨人在8~9世纪从中国东北地区至西阿穆尔地区移动的事实，又确保了理解他们的埋葬结构和埋葬办法的重要资料。2008年和2009年，我们对俄罗斯西阿穆尔地区的靺鞨渤海时期群落遗址——奥戴罗道尔高野（音译）群落遗址和奥西罗啵也奥杰罗（音译）群落遗址实施了发掘调查，发现了西阿穆尔地区的考古文化。

从2006年起，国立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支部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研究所一起，对沿海州韩国民族相关遗址实施分布现状调查和发掘调查。

从2008年起，我们还对沿海州中部Koksharovka-1平地城实施发掘调查，发现了渤海时代最大规模的暖炕设备及其建筑址。我们期待对Koksharovka-1平地城的发掘调查，能表明渤海的地方行政体系，提供渤海中兴期领土扩张的实证资料，表明渤海继承高句丽的历史事实，为渤海史的研究提供宝贵资料。

2010年11月，考古研究室实施了紧急发掘调查，在韩国四大江施工区间内义城洛丹蓄水池的施工现场义城磨崖菩萨坐像周边地区，发现了埋藏遗产。

磨崖菩萨坐像位于望京山北侧山脊，以洛东江为境界分为义城郡和尚州郡。磨崖菩萨坐像的左侧（下流侧）有从望京山绵延的岩石（龙岩），右侧（上流侧）连接于现有道路斜面。在日帝强占时期道路铺设后，于1984年进行了道路扩充工程。当时对望京山夹心岩实施了爆破，在磨崖菩萨坐像周边被夹心岩和沙土盖住了。最近，洛丹蓄水池施工中，为了进行挡土墙工程，观察岩石面，从中发现了该遗址。

发掘调查前，我们对磨崖菩萨坐像周边实施了GPR探测调查，观察了磨崖菩萨坐像和前面5~6m处之间的石材反应和垂直断面的陡坡。电阻率探测结果显示，在磨崖菩萨坐像和前面5~6m处之间有深度4~5m的高电阻率油层，获得了与GPR探测结果类似的资料。

发掘调查中，为了观察磨崖菩萨坐像前面的拜佛空间，我们设置了长8m、宽3m的勘察坑。此时还发现了堆土层内的绿色安全网。从绿色安全网下边到深度2.5m处有大型岩石和沙土。据推测，于1984年爆破望京山北段岩石后将之淹没在洛东江。被发现的岩石和沙土层深度为9m。在我们进行岩石和沙土层清除工程时，在磨崖菩萨坐像前面2.6m处还发现了推测为1984年前设置的石筑台。

石筑台长5.5m、高4.2m（横15层、纵10层），好像抱住磨崖菩萨坐像。用20~40㎝长的犬齿石，以菱形砌合加以筑造，在其内部用巨大自然石和爆破石进行了填土工作。而调查中没发掘磨崖菩萨坐像相关其他遗迹和文物。

此外，通过居民的协调，我们又确认了磨崖菩萨坐像周边有其他埋藏遗产。为此，在磨崖菩萨坐像往东17m处设置了长5m、宽2m的勘探坑。为了建成挡土墙，实施穿孔工程，此时在现有斜面往道路约2.5m处发现了夹心岩层。勘探坑内土层以现有道路面和堆土层组成。在清除堆土层的时候，原本要露出岩石面，但是有道路崩塌的危险停止了调查，在其内部没发现遗迹或文物。